我的初心

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 周维新（82岁）

学院离退处发来一份《通知》，开展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的征文活动。我按《通知》的要求，写了《我的初心》，说说自己“工作和生活经历”。

我的家乡宁波是1949年5月解放的，那时我13岁，读初中一年级，对国家大事懵懵懂懂，啥也不懂。解放第二天，我就看到了游行队伍，人们举着横幅，拿着小旗，呼着口号，精神抖擞，激情澎湃，还有秧歌和腰鼓，从宁波最繁华的中山东路，向市中心的鼓楼浩浩荡荡进发。这是故乡人民在庆祝自己的解放！解放军头一天进城，第二天就有这样热闹的场面，行动真快呀？听人说，那是地下党组织的。解放前的好多天，他们就着手筹备这次庆祝游行了，怪不得宁波人会扭秧歌，也会打腰鼓了，过去是不会的。看了庆祝游行，我对共产党有了一点初步的认识，人心所向啊！

解放后，我继续自己的学业。学校礼堂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，像的两边还有对联，写着“听毛主席活，跟共产党走”。我把这副对联抄在笔记本上，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和行动指南。如果说我有什么“初心”，对联上这十个字，就是我的“初心”。

1952年，我从宁波财经学校毕业，分配到宁波第一医院工作，先当出纳，后当文书。同年，我参加了共青团（那时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），不久就担任了团支部宣传委员。在团组织的教育和帮助下，我听团课，上党课，要求入党，成为积极分子。那时政治学习抓得紧，大一点的单位都有一个兼职的政治学习辅导员。医院将近200名职工，我就是领导举荐的政治学习辅导员。我先到市委讲师团听课，再向医院职工讲解，热蒸现卖。台下坐的医生护士，不是学历比我高，就是工龄比我长，我给他们讲辅导课，真有点脸红心跳。1954年，我刚满十八岁，就写了《入党申请书》。        

1955年，经医院和宁波市卫生局批准，我到杭州报考中国人民大学（当时该校只招收有三年以上工龄的干部、工人和复转军人，不招高中毕业生）。全省500多名考生，只录取50名，我功底浅，又临阵磨枪，自然没有考上。但领导同意我参加全国统考，当年考上了东北人民大学（今吉林大学）。因为我当过政治学习辅导员，报考志愿上，就填了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。

我有三年半工龄，行政24级，按照规定享受四等“调干助学金”，每月27元，学习和生活绰绰有余。我非常感激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培养，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。我把“感激”和“珍惜”化作具体的行动，要求进步，认真学习，锻炼身体，决不辜负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希望。

那时，考试采用“口试”，两三位老师考一个学生，成绩分“优秀”、“良好”、“及格”和“不及格”四等。头三个学期，共考了九门课。我有七门得“优秀”，其余两门是“良好”。1956年，国家号召“向科学进军”，学生都非常用功。我的成绩好，得到大家好评。医院党委将我的《入党申请书》转到了学校。班级党支部把我列为发展对象，还当了班干部。我在顺境里学习和生活，非常高兴，也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。

这样的顺境并不长，这种优越感也害了我。“虚心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”。我骄傲了，写大字报，给一位同学提意见。内容虽没有夸大，更没有捏造，但在他的名字前，加了“预备党员”和“团支部组织委员”的头衔，又在结尾处引用了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里的一句话“只不过穿了一件镶着金边的衣服罢了”。这张大字报惹起了风波。毕业前，我被打人另册，失去了团籍。这位同学也没有转为正式党员，又因超龄退了团。1958年，我们下乡办人民公社，参加劳动，编写教材，不上课了。我到资料室帮助老师工作，对学习也放松了，但“初心”没有忘记，这十个字仍铭刻在自己的心里。

1959年毕业时，填分配志愿。分配去向虽然很多，除了东北三省，还有京津沪等大城市，也有江苏、福建与我老家比较近的地方。但我填了陕西。那些大城市和南方的一些地方，要的人少，想去的人多；河南、陕西、甘肃要的人多，愿意去的人少。我觉得自己填陕西比较合适，即使留不到西安或关中，去陕南和陕北都行。学《中国革命史》，我知道了延安是革命圣地，是陕甘宁边区首府。延安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。“巍巍宝塔山，滚滚延河水”从此装进了我的脑子。学《中国经济地理》，我又知道了延长，因为那里有油矿，是中国最早开采石油的地方。1958年，延安歌舞团到长春演出《赤卫军》，还到我们学校表演了《兄妹开荒》等许多歌舞节目。在舞台上，我看到了延安的窑洞、延安的老乡。他们头上包着白毛巾，脚上穿着黑布鞋，中式白布衫，大档黑裤子，腰上缠着粗粗的腰带，手里拿着长长的烟锅，仆仆实实，本本分分。我觉得延安民风淳朴，待人厚道。我果然分到了延安，来到了延长。宝塔山虽然不在延长，但延河水是流经延长的。我能在延河畔工作和生活，虽然离老家很远，却感到非常亲切。我在延长看到了“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”。这是一口功勋油井，它为延安窑洞带来光明，为八路军提供擦枪的油。后来，我写了《延河在我心中流》，就是歌颂延河的。1993年，我调到延安财校，就与宝塔山结伴了，这也许是缘分吧！毕业至今，我在延安工作生活已经59年了。

1997年我退休后，又上了6年班，没有返聘工资，只领“岗位津贴”。我的“岗位”在党办，又兼了一些课，课时与专职教师差不多，有时还超过他们。

在延长，我写过《延长县教育志》和《延长县志》。1987年，延长县志办还派我到北戴河参加了“全国地方志主编研讨班”，学习《方志学》的基本知识。到延安后，受延安市方志办聘请，我参与《延安地区志》的编写工作，担任第二主编和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。还受有些单位聘请，为他们编写或修改志书，编写的有《延安地区人事志》、《延安地区劳动志》、《延安地区司法行政志》、《延安新华书店店史》；修改的有《延安地区财政志》、《延安地区金融志》、《延安地区审计志》、《延安地区军事志》，还有《陕西延安中学校志》。修志结束后，我参与了《延安老年生活》和《华圣文化》的编辑工作。

2002年，我参加了“延安老干部合唱团”。跟着合唱团，走南闯北，还出了国门，歌唱延安，宣传延安。这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亮点，丰富了晚年生活，增加了兴趣爱好，结识了许多朋友，扩大了不少见识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普照祖国大地，也照亮了我。1981年，我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。有人曽对我说：“周维新，你入党做什么呀？不入党，还可以弄个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或县政协副主席当当。”听了这话，我没有后悔。我能投入党的温暖的怀抱，那是自己27年前的心愿，我没有忘记自己的“初心”。